1963年冬季，中南海的夜晚静谧而深邃。毛泽东因失眠，和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深入交谈，谈及母亲、老友以及人生的最后安排。在这次交流中，他数次对吴旭君说：“我死的时候，你不要在我跟前。”这句话透着一丝冷峻，甚至显得有些无情。然而，在当时的情境中，这不仅是一种拒绝或责备，更像是一位老人对亲近人的庄重嘱托。
吴旭君并非一名普通的护理人员。她自上海国防医学院毕业后，在上海工作。1953年，她被调至毛泽东的身边，负责他的护理和日常生活照顾。自此，她与毛泽东相伴了二十多年，直到他的健康每况愈下，她才逐渐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。
在很多人看来，毛泽东是个威严的领导者，对于身边的工作人员往往显得十分严肃。然而，吴旭君似乎并不拘谨，她工作高效，说话直率。时常注意到毛泽东生活中的疏忽或者工作安排的重压时，她会毫不犹豫地提醒他，甚至带有一丝“埋怨”的语气。毛泽东对此并不怒，而是反而觉得她真诚。对于护理而言，讲究的不是礼节，而是诚实。吴旭君勇于表达，正意味着她对职责的高度重视。
有一次，两人谈起工资。毛泽东询问她的月收入，吴旭君如实回答后，他又问起她丈夫的收入。听到两人合在一起的数字，毛泽东开玩笑说：“那不错嘛，给你降点工资如何？”吴旭君立刻回应：“要降大家都一起降，不能只降我。”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，显然她的直率给了他一种难得的轻松感。
1963年，老将罗荣桓的去世深深震撼了毛泽东。他和罗荣桓长期共事，突如其来的离世让生死话题变得更加现实。那段时光里，毛泽东夜不能寐，谈话也逐渐从当下转向往昔。他回忆起自己的母亲，对她的深厚感情历历在目，既记得母亲对待他人的宽厚，也记得乡亲们为她送行的场景。提及父亲时，毛泽东的语气也不由得沉重起来。
过了一会儿，他突然说：“我死的时候，你不要在我跟前。”吴旭君一时没理解，随即劝她：“您这样说，真有那一天，我怎么能不在您身边呢？”毛泽东却再度重复了一遍。见她未能领会，他解释道，自己不愿在母亲临终时见到她受苦的模样，因此希望能保留她健康快乐的记忆。这个要求显然让吴旭君感到难以接受，但对毛泽东而言，这更像是一种固执的愿望。
吴旭君后来回忆，毛泽东并不忌讳谈论死亡。他甚至说过：“别人越不愿意谈，我越想谈。”在他的眼中，生老病死乃自然规律，逃避并不能改变任何事情。谈及身后的诸多安排，毛泽东还提及火化、不要遗体、不建立墓碑的想法。早在1956年，党和国家领导人倡导改革丧葬制度，毛泽东也参与其中，他认为这样既可移风易俗，也能节省土地，避免厚葬。
对于生死，他态度淡然，曾说过，寿宴并不保证长寿，并且不赞成大办其事。尽管外界对他的“万岁”颂歌频频，他却多次声明，自己只是个普通人，活到百岁已是幸运。更有趣的是，谈及骨灰时，毛泽东提议将其撒入长江，吴旭君对此连连摇头，觉得难以接受，但毛泽东并未因此改变自己的想法。在他看来，遗体和仪式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确保身后事不成为他人的负担。
1974年，随着毛泽东身体的严重恶化，吴旭君逐渐退出了护理岗位。这个决定不仅是工作调动的结果，还有毛泽东让她不必陪伴自己到最后的考虑。在长达二十一年的相伴时光里，他们之间的距离悄然拉远。
1976年9月9日，毛泽东在北京辞世，享年八十三岁。吴旭君遵守了当初的约定，没有出现在他最后的时刻。事后，她依据两人的谈话，穿着鲜艳的服装前去悼念。这样的举动并非是轻浮和遗忘，而是对这位老人的临终心愿的履行。在她心中，毛泽东依旧是那个能谈笑风生、直言不讳、并在夜深时分讨论生死与过往的人。
